我哥把要自己割麦的事说给大伯听，大伯将烟枪在地上磕烟灰，眉头紧锁。
我知道他的顾虑，母亲走的时候，将我们托付给他，他得为我们的安全负责。
可是夏收农忙时节，如果让麦子奤在地里，日子可咋过了。
大伯一边给烟锅锅装烟，一边说：“娃子，本来大伯想忙完了，再去收你家的麦子。
可收麦是紧活，耽搁不得。
如果你想自己上，也行，娃大了，也该扛事，你没经验，一切要听大伯给你安排。
镰刀一会儿大伯帮你们磨好，装好。
先收你家阳坡上那块地，那块地麦子向阳，早熟了。
阴坡地里的麦子，晚熟，迟割一点没事。”
征得大伯的同意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们仨整装待发，准备下午割麦子。
大哥将架子车套好，脖子上围着蘸着冰凉的毛巾，像父亲一样，立在车前头。
我将水壶、镰刀、绳子放在车上，自己也自觉地爬上了车。
二哥头上戴着草帽，那是父亲的，他戴着有点大，将帽绳系到下巴底下，害怕掉下来，我们仨整装待发，大哥在前面驾辕，而我则坐在车里，二哥在后面推车。
对我来说，那个时刻，没有对劳动辛苦的恐惧，有的只是长大了可以为家里分忧的自豪感。
烈日炎炎下，一望无尽的麦在阵阵热风的吹拂下，掀起层层金黄的麦浪，一排排成熟的麦子簇拥着，直挺挺地插在干涸的黄土地上，向我们展示着它那沉甸甸的麦穗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希望的麦田。
天越热，割麦的劲头越足，大伯说的对，阳坡的麦子要先割，不然迟了，麦粒会在割的过程中，纷纷落在地里，影响收成。
站在地头，看着我家的麦地，那个高兴劲儿无法用言语形容，饱满的麦粒预示着母亲可以给我们擀油泼面，大妈可以给我烙她最拿手的油馍馍，过年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吃上白面馍馍。
大哥、二哥，在大伯的指挥下，先割阳坡的二亩地。
刚开始割的时候，我们仨不会使镰刀，割的麦茬特别高，小腿上被划了许多的血口子，说不上有多疼，只是难受。
大哥在歇息时，带着我们去别人的地里，看人家怎么割麦子。
婶子们都是热心人，教我们怎么下镰，怎么捆麦堆垛，一点点地实践下来，麦子割得越来越...
